于丹年轻时的照片:电视说论语红过易中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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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中国国庆期间,身为北京师范大学传播系主任的于丹在中央电视台的《百家讲坛》上讲了七天《论语》,她的气质和语言都接近曲艺表演中的评书,但被通俗方式拆解的国学经典,却出乎意料地抓住了全国观众,仅在七天时间里,于丹就从默默无闻变成一鸣惊人。之前,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在这个讲坛完成的《品三国》在全国引起轰动,于丹也因此被称为“女易中天”。
11月,《于丹〈论语〉心得》,由一向严谨的中华书局出版,首印突破60万册,超过了韩寒、易中天等人热销书的首印纪录。 5T:rX"N?E1Vo:O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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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丹是怎样一个女人?她的突然走红,和同样由电视制造的学者明星易中天等有什么不同?特约作者佟彤为此在北京专访了于丹。 (U4x:]4O'_X:W?
今年41岁的于丹爆红后,出版《于丹〈论语〉心得》的中华书局副总编顾青形容:“历代文人因为尝到了《论语》的美味,出于珍惜的目的,有意无意给它包上了厚厚的壳儿。”恰恰是这种虚张声势的壳使普通人失去了接触《论语》的胆量和兴趣。
坐在面前的于丹,短发、京腔,先秦两汉的文学硕士,大众传播博士,加上女人对生活的细腻感受,于丹显然具备了在现时代打碎这个坚硬外壳的资质。一本尘封在神坛上的《论语》恰恰被这种与之格格不入的气质“翻译”、解说得老少咸宜。
一次大众传播的成功
于丹说,她在签售书时听到最震惊的一句话来自一个12岁的孩子:“我现在才知道《论语》里说的不是废话”。这句童言清楚地表达了目前中国人阅读状况和国学经典之间的冲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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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改变了的国人阅读习惯和束之高阁的文化经典之间,始终缺乏一个合乎国情时情的精确转换。而对中国文化经典的“翻译”、解说早在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时期就已开始,那是90年代。遗憾的是,余秋雨错误地把自己定位为学者,于是人们对学者的苛刻审视盖过了余秋雨贴切的语言和灵动的感触,导致他每本书在热销同时必定伴随学界的巨大非议。其后,蜚声于《百家讲坛》的易中天,也同样触犯了一个做学问的天条:身为大学教授,你怎么可以那样地解说中国经典? dIGx4b$~5uNu
而《于丹〈论语〉心得》仅仅是于丹作为读者,作为女人读《论语》之后的心得。既然是私人感受,就可以没有绝对标准,没有权威注解,甚至可以不合章法,只是一个女人体会《论语》、享受《论语》过程的感性纪录……面对这个定位,一向挑剔的中国舆论界有些失语。
于丹自己说,她的成功是《论语》的成功,她不过是站在巨人肩膀上。其实从本质上,这更是一次大众传播的成功,它成功地拉近了现代人和国学经典的距离。 /R_5g V j/`q4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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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《论语》“稀释”到受众能接受的浓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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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于丹约见是在紧邻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家咖啡馆。咖啡馆设计很独特,门是一把硕大的咖啡勺。正是下午,屋子里闲散地坐着聊艺术的年轻人,于丹的桌上摆着没吃完的午饭,手机在桌上充着电,显然她对这里非常熟悉。采访当中,不断有电话打进来,她要安排学校明年的招生,约采访和签名售书,还有接下来在《百家讲坛》上讲《庄子》的事。 )rn0m)C*} d\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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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本并不为人关注的中央电视台第10频道,因为《百家讲坛》的火爆成了全中国人过去一年中的谈资,由于丹主讲的《庄子》将被安排在新年期间,用于丹的话说,她被当成了《百家讲坛》的“贺岁片”,原因和当初定她讲《论语》同出一辙:“因为他们说我长得不够‘论语’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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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丹一直是多个电视台的节目策划人,每周的后半周要飞到其他城市,以传播学学者的身份评判电视节目。《百家讲坛》从策划之初,于丹就参与其间,包括当初决定讲《论语》,只是最后选定于丹来讲,是她意料之外的事。
在中央电视台附近的一个川菜馆,“他们摆了一桌子菜,平时都是很熟的朋友,那天却非常认真,我一进去就觉得不正常,结果他们告诉我:已经定了,《论语》就是你讲。我第一个反应是不行,不行。” 8[m+\;r(FG0Iq
其实于丹每年都给大学本科生讲《论语》,“但绝不是电视里的那种讲法,那样的话就是我的渎职。《百家讲坛》定位在15岁中学生能理解的程度,我必须把我习惯讲的东西‘兑水’。《论语》本身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,需要在领会之后把人们熟悉的故事加进去,‘稀释’到电视受众能接受的浓度。”而这显然是身为传播学博士的于丹最擅长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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恰好站在这一片等待精神救赎的干涸土地上 oPNt(|0l2wZ9M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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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心得》上市时已经入冬,第一天上市的早上七点钟就有读者排队等候在寒风中,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单日单店单册零售12021本,破了近几年来全国图书签售的纪录。想要获得于丹签名的读者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百姓,他们更缺乏精神自救的能力;而不宽的文化视野和不多的阅读经验,又使电视成了他们重要的生活寄托。 0B*M*Z.w'C-R2N%z(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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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北京有个民工一下买了10本,10本书就是200元钱(人民币)!他一个月才挣多少?我问他干吗买这么多?他说,我一个工棚的人都想看。”在天津,84岁的老人拉着于丹将喜爱之情溢于言表:“易中天说你是‘小妮子’,我说你是‘宝妮子’……”于丹的通俗解说使普通民众敢于以自己的方式接近经典,同时被安抚在于丹“翻译”的“简单真理”之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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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国家在80年代末参加过一次国际调查,当时我们国民的幸福指数只有64%左右。1991年再次调查,提升到了73%左右。这得益于物质生活条件提升和很多改革措施的实施。但到1996年,这个指数下跌到了68%。它说明,即使一个社会物质文明极大繁荣,享受着这种文明成果的现代人仍然存在极为复杂的心灵困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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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段被于丹写进《心得》中的数字提示着中国现实的背景: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精神家园,每个精神家园都会渴望甘霖,而于丹恰好站在这一片等待精神救赎的干涸土地上。 +u*_,CTl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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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边是孔子朴素、温暖的人生哲学,一边是当下中国民众的精神饥渴,中间是于丹们掌握的大众传播手段——这个链条将一个古老的经典在现代社会中激活,人们在于丹通俗的讲述中,目睹了2500多年前那个物质匮乏时代中,圣贤们享受幸福过程的“现场直播”。 6Xz'Ls~/f(VQ:t
现在过的是“六经注我”的日子 3eH%h%vzCi7l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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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此种种也引来一个问题,对《论语》的通俗化解说,注定了于丹不能像她的前任易中天那样穿着中式衣服,以先生的姿态站在讲台上,而明显的京腔和现代感在于丹身上的痕迹,也削弱着她成为斯文学者的可能。于丹对此倒是早就有自己的心思: @3OOz/Ao4pFh
“我是女人,看生活就比看事业更重。《论语》中说‘每日三省乎己’。我现在‘三省’的不是书卖成什么样了,而是我陪我妈和我闺女的时间是不是少了……我的学生经常被我带到这个咖啡馆上课,上课前我说,先玩一盘‘杀人’(扑克牌的游戏)再讲课。我学生说:老师求求您了,我们都快玩吐了。我就‘威胁’他们不陪我玩我就减学分……既然有更快乐的方式学东西,为什么一定要正襟危坐在课堂里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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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丹出名后有个朋友在博客说,于丹和她的学生一样能玩得忘形,有一次居然爬到了树上,公园管理人追过来问:不能爬树!带你们的老师呢?学生很尴尬:老师她在上面的树杈儿上…… y5|6o)?-^#bjk
这种心态也决定了《于丹论语心得》的风格,就像人们异议她的:于丹为什么只选择《论语》中阳光积极的东西来讲?而于丹似乎用她的生活状态解释着自己“断章取义”的合理性。于丹说,她现在过的就是“六经注我”的日子……
《于丹〈论语〉心得》摘录
安贫乐道,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。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,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,收入多少、职位高低,似乎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。但越是竞争激烈,越是需要调整心态,并且调整与他人的关系。那么,在现代社会,我们应该如何为人呢?
子贡问了老师一个非常大的问题,他说: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?”您能告诉我一个字,使我可以终身实践,并且永久受益吗?老师以商量的口气对他说:“其恕乎!”如果有这么个字,那大概就是“恕”字吧。什么叫“恕”呢?老师又加了八个字的解释,叫做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就是你自个儿不想干的事,你就不要强迫别人干。人一辈子做到这一点就够了。